“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”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，法国作为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，它的当事人是怎样看当时的那段经历，又是怎样看中国这50年的变迁呢？记者为此采访了法国前总理、中法建交时任外交部长的顾夫·德姆维尔先生及曾两次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乐先生。

走进马乐大使在巴黎的寓所，眼前看到的尽是他从中国带回来的物品：中国的家具、工艺品摆设，连招待客人的茶杯也是景德镇瓷器。马乐坐在沙发里，就他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缓缓道来。

二战结束不久，马乐就奔赴中国学习汉语。他在成都和北京学习结束后回到法国，考上了外交部的官员，马上又被派往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任职。1948年，原法国驻天津领事离任，他升任领事。他说，当时的中国经济秩序一片混乱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的情景。当时，领事馆有一些中国雇员，每次发工资，他们都是推着小车来的，把那些砖头块似的一捆捆钞票装上车后，便飞快地往回跑，马上到商店里去换成米、面、柴、油等。那时候，几乎每分钟都很重要，耽搁几分钟那货币不知又会贬值多少。

解放军攻进天津时，马乐第一次与新中国的代表有了接触。当时，法国领事馆前面也展开了激战。当战斗停止后，马乐与领事馆的中国厨师和另一位雇员走出地下室，想看看究竟，没想正好撞上刚进来的解放军。这些军人渴得要命，上来就讨开水喝。领事馆的厨师赶快给他们端来了开水，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拿张纸写了一个“白条”，说：“等新政府成立后，你拿这个条子可以去领开水钱。”解放军的态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解放军走后，那位厨师根本不信这张白条可以领钱。然而，过了不久，

对马罗说，他用这张条子真的在新政府那儿领到了钱。开水钱当然不多，但解放军认真负责、说话算话的态度却深深印在了马乐的记忆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苏联、东欧等国家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并建立了外交关系。英国及北欧几个国家则采取观望态度，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不建立外交关系。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本想采取与英国一样的态度，但由于印度支那三国当时还是法属殖民地，而新中国表示坚决支持胡志明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，法国政府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法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，马乐只好以前驻天津总领事的名义处理一些遗留事务。他目睹中国新政府如何控制住了通货膨胀，稳定经济的过程。但马乐不能长期在天津当“前总领事”，于1952年返回了法国。

马乐说，法国第四共和国的几届政府都曾考虑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，但因50年代亚非拉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火如荼，而法国又有许多殖民地，两国的政治立场相差太远，法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被拖了下来。

到了60年代初，法国的政局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法中两国突然感到彼此间的共同点很多，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便又提到了法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了。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第五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出阿尔及利亚，阿独立的问题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障碍，再加上世界格局中大三角关系的重组和变化，这些因素都促使法国开始认真研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。

今年已92岁高龄的顾夫·德姆维尔先生在他的住所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作了同马乐大使差不多的分析。他说，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政府多数派认为中国在亚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，法国无论如何不能无视这一现实。而且，法国舆论从来对中国很有好感，认为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，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。法国不能始终不与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打交道，所以政府中虽有不同意见，但经过几次讨论，多数政府成员都支持与中国恢复关系。

法国主动放出了试探性的“气球”，戴高乐委托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，探讨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可能。随后事情发展很快，法中两国政府的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会谈，不久就达成了法中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、互派大使的决定。

法国政府虽然克服了国内的意见分歧，取得了要与中国恢复关系的一致意见，但它的决定也受到其他西方盟国、特别是美国的指责。但法国政府仍坚持它的决定。戴高乐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对其盟友说，“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”。当时在法国外交部任职的马乐陪着亚澳司司长、后来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先生到西欧各国去游说，解释法国的立场，几乎磨破嘴皮。当时，法国的这些努力并未获得多大结果，但戴高乐与尼克松的私人关系使事情有了转机，对7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1964年法中建交后不久，在美国政坛上失意的尼克松来到巴黎。戴高乐在会见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时，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，他对尼克松说：“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，但我认为，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。”他还说：“中国还不强大，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。”

尼克松后来承认，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。1969年2月，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巴黎，他在会见戴高乐将军时表示，美国要改变对华政策，尽一切可能同中国接触，并打算从越南逐步撤军。当时，戴高乐正要派马纳克大使去北京赴任，便让马将尼克松的话转告给中国最高领导。

马乐说，马纳克赴中国任大使时，他也随同前往，他是公使衔参赞，使馆的第二把手。马纳克确实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这一信息，周恩来回答他，他相信戴高乐将军。随后，便发生了中美华沙接触、基辛格访华、尼克松访华、中美建交等重大事件。随着美国态度的转变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马乐谦虚地说，法国带头与新中国建交，虽然没有马上带动其他盟国都效仿，但由于戴高乐与尼克松的这种特殊关系，法国的决定还是间接地影响了其他西方国家后来的外交决定。

顾夫·德姆维尔与马乐都谈到，法国与中国建交后，本以为两国关系会迅速发展，但中国不久就发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法中两国的关系一下子又冷了下来。

马乐说，当他与马纳克去北京任职时，已是“文革”后期，社会虽已比较平静，但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几乎都冻结了，周恩来总理也很难得到外界的消息。周恩来经常深夜请他与马纳克去中南海谈话，交换意见，通过他们得到西方世界的消息，了解国际大事件的背景。他们也企望通过这些谈话了解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，而马乐也在80年代先后两次出任法国驻华大使，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。马乐说，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改革，对外开放，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。他认为，实际上，从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，中国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。邓小平继承了周恩来的思想，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。

马乐在中国担任了两任大使，与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他离任时，当时的总理李鹏对他说，过些年还要请他回中国看看，看看中国改革获得的成果。马乐回法国后不久就退休了，他以为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邀请是一种客套，没有当真。然而，几年后，中国驻法使馆果然找他约时间，邀请他访华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一直没有定下行期。直到1997年，他接到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发出的正式邀请，他再次感到，中国领导人说话是算数的，这使他又一次回忆起了他在天津看到解放军进城时的那一幕。马乐在中国参观后，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大为赞赏，他认为，中国在下一世纪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的强国。